人海茫茫，遇见是一种缘分；

　　史海钩沉，遇见则是一种幸运。

　　近读“中国通史”，我在历史中一次次与临汾相遇，只是它的名字多半为“古唐国”“河东平阳”等旧时称谓；一次次与这方土地孕育的名人先贤不期而遇，兴奋与亲切之情溢于言表。

　　从历史深处走来，我在曲沃桥山仰望黄帝依稀的背影，在襄汾陶寺叩首协和万邦的帝尧，在翼城历山感佩躬耕乡野的虞舜……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南歇脚时，我目睹了霸主文公的征尘未洗，也聆听了乐圣师旷的怀古琴音，还接受了“后圣”荀子的循循劝学……旌旗猎猎，我目送卫青、霍去病远征，铁蹄铮铮的大汉强音在耳畔响起；黄沙漫卷，我挥手西行求法的高僧法显，一串跋涉陆海丝路的坚实脚印呈现在眼前……

　　历史就是这般眷顾临汾，把灿若繁星的人物留在了文史典籍里、留在了人类文明的记忆里，也留下了俯拾即是的故迹遗存。一路走来，遇到了太多太多的熟悉面孔，也与太多太多的历史事件擦肩而过，竟让我一时词穷，难以一一表达倾慕或是感慨。

　　久远深邃的历史沉淀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。生于斯、长于斯，交相辉映的根祖文化、尧文化、晋文化等等，涵养了今天临汾人的文化底蕴，亦成为这座古都名城建设“文化强市”的底气所在。

　　前两天，读到《文化临汾》一篇题曰《法显故里探究》的文章，倍感自豪之余却也生出了些许遗憾。法显，这位古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使者，在近年我国提出“一带一路”战略构想以来，俨然已成为一种跨越文明、贯穿古今的文化符号，而法显故里争议的存在也是事实。上述这篇文章的作者对古籍所载“释法显，姓龚，平阳武阳人”中的“武阳”所在地进行了辨析，论点归纳起来大致是“法显故里不在襄垣，而襄汾‘襄陵基本具备法显出生地的四个条件’”，可以说引经据典，言之凿凿。令人颇感尴尬的是，当我在搜索栏键入相关内容时，跳入眼帘的竟是满屏与“襄垣”有关的信息。在百度百科、360百科，“法显”与“法显法师”两个词条的释义中，对“平阳郡武阳”的注释则前后不一——前者注为“今山西临汾”，后者注为“今山西省襄垣县”。想到这些年襄垣全力打造“法显故里，仙堂佛国”文化旅游新品牌的风生水起，即便我们有“法显纪念馆”，以及今年9月份开馆的“法显文化馆”，依然相形见绌。

　　或许法显大师会尴尬地笑笑？也或许是我过于孤陋寡闻？面对网络词条里的自相矛盾，我的内心五味杂陈。万幸，对于在历史中遇到的另两位历史名人——卫青、霍去病的故里是几无争议的，这对曾经驰骋大漠草原、为汉武盛世立下赫赫战功的舅甥，一个来自尧都区刘村镇青城村，一个出自刘村镇高堆村。可是，除了一组“大汉雄风”雕塑落地市区街头，他们还远未融入今天的城市文化，成为城市名片，也没有达到妇孺皆知的程度，更遑论“名将故里”在国内产生影响。

　　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，文化是一种潜在资源。历史在学术层面的厘清，有助于文化资源的挖掘。然而，文化要发挥造福一方的功用，没有坐享其成那样的好事。这些年，依托介子推背母藏身故事而来的介休绵山旅游搞得红红火火，以至于令翼城学者对“古绵山”有理有据的争辩声微。一部陈凯歌导演的《赵氏孤儿》电影，让观众周知了盂县藏山，却也让原本振振有词的丁陶知识分子如鲠在喉。究其原因，我们要么重视不够而先机旁落，要么行动迟缓而错失良机，大好的文化资源无奈拱手让人。

　　文化资源的适度开发，既要不得急功近利，也要不得不思进取。在文旅融合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，矢志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战略性支柱产业的今天，我们无须“西门庆故里”之争式的自取其辱，也无须“花果山何在”之争式的牵强附会，但如珍珠般散落域内的遍地文化资源不开发、不利用，终究只是故纸堆里几行生硬的文字，或是隐埋于地底下的几处冰冷的遗存。这两年，我所接触的一些临汾籍文史专家、文化学者，无不热切地希望文化软实力能够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，希冀不负历史的青睐。

　　在历史中遇见临汾，我们找寻到了自信与自豪。让历史关照今天，显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