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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历史中遇见临汾
  孙宗林

  人海茫茫,遇见是一种缘分;

  史海钩沉,遇见则是一种幸运。

  近读“中国通史”,我在历史中一次次与临汾相遇,只是它的名字多半为“古唐国”“河东平阳”等旧时称谓;一次次与这方土地孕育的名人先贤不期而遇,兴奋与亲切之情溢于言表。

  从历史深处走来,我在曲沃桥山仰望黄帝依稀的背影,在襄汾陶寺叩首协和万邦的帝尧,在翼城历山感佩躬耕乡野的虞舜……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南歇脚时,我目睹了霸主文公的征尘未洗,也聆听了乐圣师旷的怀古琴音,还接受了“后圣”荀子的循循劝学……旌旗猎猎,我目送卫青、霍去病远征,铁蹄铮铮的大汉强音在耳畔响起;黄沙漫卷,我挥手西行求法的高僧法显,一串跋涉陆海丝路的坚实脚印呈现在眼前……

  历史就是这般眷顾临汾,把灿若繁星的人物留在了文史典籍里、留在了人类文明的记忆里,也留下了俯拾即是的故迹遗存。一路走来,遇到了太多太多的熟悉面孔,也与太多太多的历史事件擦肩而过,竟让我一时词穷,难以一一表达倾慕或是感慨。

  久远深邃的历史沉淀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。生于斯、长于斯,交相辉映的根祖文化、尧文化、晋文化等等,涵养了今天临汾人的文化底蕴,亦成为这座古都名城建设“文化强市”的底气所在。

  前两天,读到《文化临汾》一篇题曰《法显故里探究》的文章,倍感自豪之余却也生出了些许遗憾。法显,这位古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使者,在近年我国提出“一带一路”战略构想以来,俨然已成为一种跨越文明、贯穿古今的文化符号,而法显故里争议的存在也是事实。上述这篇文章的作者对古籍所载“释法显,姓龚,平阳武阳人”中的“武阳”所在地进行了辨析,论点归纳起来大致是“法显故里不在襄垣,而襄汾‘襄陵基本具备法显出生地的四个条件’”,可以说引经据典,言之凿凿。令人颇感尴尬的是,当我在搜索栏键入相关内容时,跳入眼帘的竟是满屏与“襄垣”有关的信息。在百度百科、360百科,“法显”与“法显法师”两个词条的释义中,对“平阳郡武阳”的注释则前后不一——前者注为“今山西临汾”,后者注为“今山西省襄垣县”。想到这些年襄垣全力打造“法显故里,仙堂佛国”文化旅游新品牌的风生水起,即便我们有“法显纪念馆”,以及今年9月份开馆的“法显文化馆”,依然相形见绌。

  或许法显大师会尴尬地笑笑?也或许是我过于孤陋寡闻?面对网络词条里的自相矛盾,我的内心五味杂陈。万幸,对于在历史中遇到的另两位历史名人——卫青、霍去病的故里是几无争议的,这对曾经驰骋大漠草原、为汉武盛世立下赫赫战功的舅甥,一个来自尧都区刘村镇青城村,一个出自刘村镇高堆村。可是,除了一组“大汉雄风”雕塑落地市区街头,他们还远未融入今天的城市文化,成为城市名片,也没有达到妇孺皆知的程度,更遑论“名将故里”在国内产生影响。

  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,文化是一种潜在资源。历史在学术层面的厘清,有助于文化资源的挖掘。然而,文化要发挥造福一方的功用,没有坐享其成那样的好事。这些年,依托介子推背母藏身故事而来的介休绵山旅游搞得红红火火,以至于令翼城学者对“古绵山”有理有据的争辩声微。一部陈凯歌导演的《赵氏孤儿》电影,让观众周知了盂县藏山,却也让原本振振有词的丁陶知识分子如鲠在喉。究其原因,我们要么重视不够而先机旁落,要么行动迟缓而错失良机,大好的文化资源无奈拱手让人。

  文化资源的适度开发,既要不得急功近利,也要不得不思进取。在文旅融合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,矢志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战略性支柱产业的今天,我们无须“西门庆故里”之争式的自取其辱,也无须“花果山何在”之争式的牵强附会,但如珍珠般散落域内的遍地文化资源不开发、不利用,终究只是故纸堆里几行生硬的文字,或是隐埋于地底下的几处冰冷的遗存。这两年,我所接触的一些临汾籍文史专家、文化学者,无不热切地希望文化软实力能够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,希冀不负历史的青睐。

  在历史中遇见临汾,我们找寻到了自信与自豪。让历史关照今天,显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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